父亲劝我服从分配（７）

1960年，我要毕业了。按说受了留校察看处分，表现不好是要开除的。我的政治表现应该说是很差的，但从没有人再提起我的处分和表现，似乎没有这回事似的。至于功课，因为专业课我在中技时都学过了，而且不比大学时学得少，所以较容易，就多看了一些课外参考书。毕业考试是口试，考果树学时，我的回答与老师相左，发生争执，老师说凭我的态度，只给我４分。我说这４分比５分还好，蔬菜学老师给我５分，但有点知识我回答不上来，倒是不能得满分的。那年国家开始搞秦川八百里苹果带，我们的毕业设计就以此为题目，在秦岭山麓搞测量。本来测量作业至少要两个人以上才能进行，一人拿标杆跑测点，一人在测站用经纬仪观察读数，另有人查计算表，有人记录，再回室内整理。我一个人另外搞了个小测量，选了片小地形，先把标杆固定地立在中心。我一个人带着经纬仪在标杆四周跑，反测标杆读数并记录。开学时，我曾从一位原来准备学工的同学手中，买了根计算尺，就用计算尺计算数据。然后凭自学的一点水文学知识，设计了小水库和梯田。我的毕业设计就有很多图表和数据，虽难说完全正确，但其他师生也未必懂，论文答辩顺利通过。

毕业后，领了毕业证书，同学们填了毕业分配志愿，都回家了，等９月份回校，再分赴工作岗位。只有我不肯填服从分配的表格，我要回家。系领导、系主任，三番五次地找我谈话，我都要回家，全班只我一人还留在学校里。最后一次找我时，我拿出杀手锏，要求先到内蒙古劳改农场看一下父亲。想不到系主任说可以。我又说，没有路费，他说，可以借给我。于是给我钱，给我粮票，我只得起身走。记得临走时，还穿走一位同学凉在寝室里的裤子，大概我实在没有衣服穿。

我此前与家人从无联系。到了农场，原来父亲已是辽河农场六方地分场的所有事务的实际执行人，负责的是另有正式干部担任的正队长。这个分场有百多人，都已刑满，有些也恢复政治权利。父亲是已恢复政治权利的，他要管食堂和生产，早上开过饭，再带到农田安排农活。特别是，我到达的前一天，我母亲和两个大弟弟刚从南方被接到农场，全家相聚，自然高兴。第二天，父亲带我到总场，见各部领导。一路上，不断劝我要不辜负国家培养，才回校服从分配。那年大部分同学是分配到陕西省县级政府，我被分配到彬县农业局果树园艺指导站。

那是三年困难时期，全国粮食紧张。我们在学校里，没有饿过肚子，但一到农村就无保证了。干部一个月的粮食定量是24斤，大家要实行瓜菜带，下乡每天交８两粮票，也只能吃到４两，一天两顿，每顿２两。我们园艺站还有人到农村里拉些柿子枣子分给大家充饥。别的部门大概没有此等特殊便利，我就见到农化系的一位上海同学，路上捡了一穗高粱，也放到茶缸里煮着吃。我出身农村，还在农村工作过，易与农民搞好关系，好像也没有饿过。只有一次，我初到水帘乡，正好乡政府食堂开晚饭。我交了４两粮票，吃的是烩搅团。所谓搅团，就是玉米糊糊，冷了之后像豆腐，切成小方块，再像下面条一样下到菜汤里。我吃饭慢，第一小碗还未吃完，别人已经三碗下肚，锅里已空了。晚上真是饿，好在食堂管理员也是果树技术员，夜里找到他，问他还有吃的没有。他领我到食堂里，案板上盖着好几板还未切开的搅团，我整整吃了一板。这里正是有名的花果山水帘洞，但只有一个一平方米大的黄土洞，流出一瓢水，上面有个不到十平方米大的孙悟空庙。这条沟倒有不少梨树枣树，我以后就驻在这里，不愿意呆在县城里。

改革开放之后，有人常常说，50-60年代没有贪腐问题。我认为，古今中外，贪腐现象是一样的。我这时见到的几件小事就说明这个问题。我第一次跟一位区委书记下乡，在农村食堂吃饭。这时集体食堂已跨掉，只供下乡干部用餐。炊事员先端上来白馍，书记用筷子戳戳说，这叫瓜菜带？于是又端上几个菜馍。我们尝了一点，最后还是吃白馍。我当然完全跟书记一样，以后即使书记走了，我一人留在那里一星期，也是顿顿白馍或者油泼面了。有一次干部下林场劳动，食堂难管，总不能让上下满意。于是叫我管，我在上笼蒸馍前，把馍数点好，开饭时，即使领导也不能多吃一口，没几天领导就把我换下了。过年时，我们园艺站只有炊事员、会计和我留在站上。其他同志下乡回来，几乎当天就回家的。食堂养了口猪，过年杀了，管事的会计给两位领导包了块肉，还有国家发的糕点，送走了。其他同志回来，只炒点带肉的菜，可能没给糕点，就打发了。过年那晚，炊事员做了好几套肉，吃完第二套，连我好吃肉的，再见到肉就逃了。高级点心则随便吃。这个月的伙食费特别高，因为把领导和我们多吃的，都摊到大家头上，很多人有意见，但结果没有事。

过年以后，派我到西北农学院调运苹果苗。我到母校，很快把几卡车苹果苗调运回彬县。等把手续交接清楚后，我就准备回花果山水帘洞。但领导告诉我，不要下乡了，还有其他事情。我等了两天，有一位青年把我叫到一间房子里。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什么领导，他却向我宣读对我的开除公职处分。处分理由，除了学校对我的处分中说的思想反动外，还有句是说我在自由市场开放后特别活跃。我想这与以下两件事有关。一，因为当时国家困难，号召干部下放回家，我也曾申请回家。二，过年前从乡下回县城，看到自由市场上有许多衣物，不要钱，只要粮票交换。因为我身边有十多斤粮票，那是到内蒙古时学校发的，在内蒙十多天，父亲没要我的粮票，而我实在缺少衣服，就换了。拿回单位，给大家看时，有人告诉我，干部是不能在自由市场买东西的，但我完全不知道。

说实在的，我本不愿意工作，尤其是县级的农业技术推广工作。中技毕业时我搞过了，那是空口说白话，没有实际本领的。毕业时我确实不愿意服从分配，就是这个原因，因为我料到不可能分配我到科研单位。后来感到党组织并没有抛弃我，还很信任我，又加上父亲的劝说，才服从分配。参加工作后，没有思想负担，工作也很努力。不过我还是想在农村住下来，搞果树研究，也搞中医，不愿呆在机关里。现在既然让我回家，我也乐意，没有多想，根本不知道开除究竟意味着什么。

但是，他们不同意我回浙江老家，不肯给我办手续。只允许我回到我父亲的劳改农场去。这时，我只工作了半年，没有积蓄，回哪儿路费都不够。他们要我把我的书籍抛弃了，我一本也不肯丢，否则就不愿走了。最后达成这样的结果，由他们负责把我送到内蒙，即送我上火车，办好所有书箱和行李的托运手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