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始流浪（８）

到了农场，农场总部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，你可以出去找工作，如果在我们这里，只有体力劳动。我说，劳动我不怕。他们的第二句话是，工资比原来的要少一半。我说，这个我也接受，但是希望能够半天劳动，半天让我看书。他们说，这个办不到，不过有星期天。我有什么办法呢，只得接受，被安排到子弟分场。子弟分场大概是新建的，专门安排我父亲那个分场的、服刑期满的职工的子女。

我和我的大弟弟都在这分场里。每天劳动８小时，劳动轻松，有星期天。但是住在土房子里，土炕上没有小桌子，晚上没有灯，夜里也不能看书学习。干了几天，发给我的饭票被人偷光了，我气得离开了，不想再呆下去，准备出去找工作，不相信体力劳动的工作会找不到。农场总部说，如果３个月内找到工作，给我转户口和粮油关系。

我让父亲给我准备够到母校或老家的路费。我在家呆了十天，忙着把我已开始翻译的俄文小册子《概率与信息》翻译完，然后动身。我计划先到北京。途中在兴城下车，那里有中国果树研究所，去要求做一个农业工人，应该可以吧。如果不行，到北京找出版社，提交我的书稿。然后看情况，回老家，或者到西北农学院，像那个右派一样，在果园劳动，总可以的。谁知兴城果树研究所，连大门都进不了，北京只找到书店，没找到出版社。呆在火车站门口盘算身上的钞票，无论到母校还是到老家，都差一点了，这怎么办？

正在愁苦发呆时有人告诉我，有一个遣送站，没有路费可以送你回家。我立即找到车站附近的遣送站。遣送站里冷冷清清，有几个空房间，没有几个人。到３点多钟，还有人给大家发了一个窝窝头。但是没有床，晚上睡哪里呢？最后在一个房间里，发现有一个人，竟坐在铺盖卷上看书。我立即上去打招呼，原来他看的还是一本很厚的英文书。与他交谈一会儿，他马上告诉我他的来历。他本来是上海某大学的英文教授，被调到甘肃省，还下放到农村，有钱也没地方花。因此思想不通，逃回上海，还是被送回学校，最后送到黑龙江北大荒劳动３年，今年期满，回到这里，还不知道如何处理他。一边说，一边拿出当年在学校的照片，照片上年轻英俊，现在年老气衰，简直没法比。这对我震动很大，再也不敢想自己有什么前途了。

第二天领导来审查我时，我老实地说了自己是怎么来到这里的，如今有什么打算和要求。他没有说什么，第二天就把我向北边送。一起被押送的有二三十人，我问押送的两位干部，说是送到哈尔滨，而我则应在通辽下车。我不愿回农场，请求他们把我也带到哈尔滨。他们答应了，但要我帮助看管被押送人员。这些人很多是小偷和流浪者，在转车时就逃了许多。不过绝大部分还是被送进哈尔滨遣送站。

一进这个遣送站，乱哄哄的，人满为患，还有脱光身子在打闹的。我着实吃了一惊，但小小的门口，有两位恶狠狠的看门人，想出去已万万不可能了。尤其是晚上，睡在双层的通铺上，因为房层低矮，坐着都直不起腰。据说流浪者都不说真实姓名和地址，即使要好的朋友之间也是如此。在我睡的那层通铺里，半夜里一位年轻人死掉了，也通知不到他家里人，原来他最要好的朋友知道的地址也是假的。已到了这种地步，有什么办法呢，只得默默忍受。第二天开始，天天叫我到办公室审查我，我再也不说自己是哪里人，想起哪位英文教授，我只要求给我一个劳动的地方，并暗暗嘱咐自己，要经受住考验。我总算经受住四五天的审查考验，最后，大家都剃成光头，被送到木兰县林业局去修小铁路。

我们进去的地方是原始森林的深山老林，据说就是智取威虎山中的老爷岭，四周没有人烟，走几天也翻不过山岭。虽然不是冬天，没有冰雪，夏天林子里的小咬（昆虫）也会杀人，如果不把裤管袖管搏住，头上不戴养蜂人哪种纱帽，它们会钻进来咬死你。所以如果逃跑也必死无疑。虽然如此，我们进去时分四个队，有四、五百人，很快就逃走一百，一定有人就死在原始森林里面。据说流浪者（当时称盲流）队伍里，派系严重，除正式队长是干部外，各队都有强有力的盲流队长，利用盲流管盲流，夜里常常开斗争会，很惨烈，甚至吊到帐篷外喂小咬，我都不敢去看。大队上面有由正式干部组成的营部，有营长，书记，通讯员等，有人说开始时还有一个女的供玩乐。遣送站送下来时，还有一位宋队长，据说是公安系统的，他讲话时说自己是人贩子，一批一批地往这里送人。他找我几次，翻看我的小皮箱，里面除毕业证书外，就是我带的医学和数学书籍，以及听诊器等。他说自己也是学医的，要提拔我当个小官。我实在是不敢当官。但不久有一个盲流队长把我找去当副手了，他是所有盲流中唯一和我一样带有铺盖卷的。可是最后他也逃跑了，可能是因为他斗不过另一个队的大个子队长。这时队伍已基本稳定下来，慢慢撤到有人烟的地方，人数已减少到不足一百人，要合并为一个队了。

开始在深山里主要是伐树搭帐篷，现在是挑土方。我们都已成为工人，挣工资了，工资还不低。我曾当过组长，带领工人挖山挑土，筑铁路路基。开始时显然不会领导，你喊多挑快跑，大家只给你挑的土框装得满满的，累你一个人。以后才慢慢与大家打成一片。这时营部让我当书记的秘书，除给他写写总结报告外，也帮助管理工队，名义上是工队的纠察，管工棚内外。脱离了生产，工资也低了一些。体力劳动的待遇应该说是不错的，但还是有人泡病号，我建议并组织赖在帐篷里睡觉的工人，都要参加学习，泡病号的就少多了。以后又出现新问题，工人偷农民田里的玉米吃，农民有意见，盲流队长怪我不管。我不上工地，当然抓不着到玉米地里偷玉米的。好容易抓了几个，并从工棚床铺里搜出许多玉米棒，他只让好欺侮的工人，开饭前站一站，不分饭给他们。而他自己则在我搜得的棒子中捡好的，拿着走了。以后我还发现，队部的通讯员也给队部干部偷玉米棒吃，我更觉得一切是这么虚伪，不想好好干，想离开了。

实际上我要离开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没有把我的户口转来。木兰县林业局赵局长亲口答应我，负责转我的户口，并且说他们有林场，正需要我这样的干部。但现在已超过３个月了，还没有转来。我再不愿脱产当纠察，就让我一人挖土方，计件算工资，我一时挣得很多。我正好多积点钱，给家里寄一些，归还父亲给我的路费，所以又干了一段时期。现在想来，也可能是有意让我多挣，让我安心。但我已决心离开。我不会逃，天天找书记要求准许我走。最后大概没法避开我的纠缠，决定交给工队来解决，那就是对我开斗争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