地富子弟战斗队(19)

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开始的，６月出现红卫兵，波及到山村，大概在11月。不知为什么，那次叫我参加贫下中农大会。高山村本姓孙，地富子女占一半以上，那晚我却没看到一个到会。会议是成立红卫兵，但没人主动报名。最后把红袖章散在地上，由大家捡。有一枚落在我脚下，我迟疑了一下，终于捡起来。干部们碰了下头，竟让我也成为红卫兵。可能因为我是外地来的，当时还是村小学老师，虽然家庭出身是地主，也可参加。但抄家没让我去，不久也被除名了。

我刚来时，是一名小青年在戏台上给二十来名小学生上课。后来建了新瓦房，有一间教室及教师办公室，改由大队孙会计的小女儿任教。会计两女儿、两女婿都是教师，程度是村内最高的，女婿还在新登中学供职。但66年春开学时，小女儿嫌给的６分工分太低，离家走开了。大家一定要我任教，并给十分工。

大概是67年暑假，中学红卫兵把我抓到学校。晚上，一小办公室站满红卫兵，开始审问我，说我是反革命组织的头头。一连报了几个名字，我都不知道，说我装傻。十多人一阵子拳打脚踢后，强按我跪在瓦砾上。我要他们赶紧拿出材料，他们念了封举报信。信中说我们开了几次会，并规定一张纸条为信号。我说这是假造的，小纸条显然不能作闹事信号，只可作接头信号，但我们既开过几次会，互相认识，还要接头吗？据说那晚窗外爬满了抗议的同学，他们只得终止。但还是被关了三四天，晚上让我喂蚊子。

此后，大队里也对我开斗争会，绑了我，上台低头，但都是做个样子。公社要我去作为牛鬼蛇神游行。我很强，每到一村，说我一条罪恶，我就驳一条。最后只说我行医骗钱。在大学受处分后，我开始学医，限于条件，主要是中医针灸。早已给人治过病，农民有要我给他针灸的。除了一般小病痛，我用６寸长针从嘴角刺向耳下方（“地仓透颊车”），治好４－５个口眼歪斜，都速效。每年春，总有人爬山一个多小时来找我治这个病的。我从未收过钱，说我骗钱，我就向村民喊：你们说说，我收过谁一分钱？游行等于给我做了次广告。游行途中，突然有人用推剪剪了我头顶的头发，我不怕，特地在第二天到街上逛了一趟。只是他们把我绑得太紧了，两臂发紫，出现幻肢觉，手明明绑在背后，却感到在前面。以后两肩常痛，多次灸火才治好。

红卫兵运动开始好像还由公社领导，我被叫到公社学习班几次。最后一次我们一起写交代，及到第二天清晨，发现早已没人管了。外面已下了雪，怕湿了鞋，我脱了鞋赤脚回高山。后来发生武斗，我村也派人到镇上参加。有天半夜，全村人几乎都起来准备逃难。我到村口转了一下，没听到所谓的槍炮声，估计到自己的身份，仍去睡觉了。

生活危机四伏，使我背起药箱徒步走江西。原因可能是我大队从江西抓回来斗的一位木匠。因他带了我村的一位妇女到江西定居，因此被斗得很厉害，要他跪在狭板凳上。据他说，江西很平静，我就想到哪里去讨生活。我的药箱是竹子做的，里面是简单的针灸工具、医书和我用土塑造的针灸模型。我走过千岛湖区，从开化县进入江西。一路上给留我吃住的治病。进江西后的一天傍晚，一位农民愿给我留宿，但他家在离马路较远的深山沟里。带我进山时，他不停地说，他村由他说了算，什么地主富农都没关系。沟愈来愈窄，天黑下来，还不见村庄，真有点害怕。到村时早已上灯，有几十户人家，总算又度过了平安的一夜。但也碰到过刁难我的人。一人盯着我的药箱上的“主席语录”四个字，因为少了“毛”字，责问我是那个主席。我反问他，我们只有毛主席，难道你心中还有其他主席？总算应付过去了。进江西走了四五天，好像也找不到世外桃源，最后还是原路返回。

虽回村但已没有家。任教时，我从草棚搬到教师办公室住。不教书了，催我搬出。而我的草棚近两年未修盖，未住人，早塌坏了。现在没有人敢让我住仓库，没有那家敢留我。最后住到六七十岁、人称傻婆的家。她是地主的原配，亲儿子、孙女都属地富子女，但她却是贫下中农。我尊她在外地做西医的儿子为大哥，他全家都乐意。但这傻婆见我粮食多，不精打细算，过个年就耗费大半。气人的是还听到不雅的流言。所以开春后再搬到山脚高联大队第一小队的仓库里。该队有两名知青，男的袁再青与我要好，女的已嫁给年轻的队长，他们都欢迎我。但谁知第二天大队开批斗会，让我也在牛鬼蛇神队伍里跪倒。不过小队对我不错。熬到年底，公社开始说要送我回内蒙，最后却让我回高山大队，换了个小队，同支书孙火荣在一起，住在戏台上。

这时不怎么乱了，一切由公社革委会领导。我村革委会头头是外乡人马彩文。他是单身老头，与我要好，我俩常抵足而眠。但他却不能帮助我，尤其在我无家可归时接纳我。政治运动继续进行，今天批林批孔，明天批邓。我村健在的阶级分子有９人，一人参加过游击队，在粮食部门工作，不在家。全村近一半农户（15:21）成分不好，但后代旺盛。还有贫农周昌生老两口，养女去了宁夏，留在家里的两甥女却是地富子女。地富子女虽被称为可教育好子弟，要参加公社的大会，却不能参加晚上经常召开的大队贫下中农会议。不能参会的青少年就情绪骚动。于是我组织了“地富子弟学习毛泽东思想战斗队”，也夜夜开会。贫下中农没有时间管阶级分子，我们把他们叫来，揭发批判他们，有时还请几位贫下中农来指导。揭批亲生父母到底不太容易，一般都是针对别家父母，这中间常发生些不愉快。因为我父母不在现场，只有我是超脱的，自然成为主持人。我认为这些阶级分子已是死老虎，子女自己来批判，不伤皮不伤骨，又是进步的表现，何乐而不为。所以大家天天都来，阶级分子更不敢不到，会议很热烈。

谁知我的这一做法却招来祸水。不是我个人的政治祸水。虽然有传说，上面要来调查我，但最终没有来人。而是一个富农子弟记恨我。他是另一位远近有名的中医，可能因个性强，脱离医院住在家中。我曾请教他医术，他也常指教我。但我们的会议，一次也没来过，显然对我已大有意见。在一次全体社员批林批孔大会上，我提出自己揭批父母的主张，他公开反对。这引起几位贫下中农的不满，我们一起写大字报进行批判。具体意见一起讨论，文章由我执笔。一批、二批，连续写了几十张。仇恨更深了。以后，大队搞合作医疗，由他主持。一次我俩在他办公桌上吵起来，互甩杯子。我走出后，他用木棍从背后打得我头破血流。他是名医，有人脉，此事在大队、公社里都是没法解决的。我就赶到县上，但正值毛主席去世，大家都在沉痛中，我这小事只得不了了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