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右派辩护（６）

1957年，反右斗争发生了。开始是毛主席号召帮助共产党整风，给党提意见。我很崇拜毛主席，尤其是在解放战争中，他对三大战役的指挥，真如诸葛亮再世。反右期间，报纸上天天有新闻，热闹非凡。后来竟出现了要杀共产党的声音，是需要反击。我也参加了反右运动，写文章、搞宣传。右派愈反愈近，最后一个右派竟在兄弟班。我们园艺系60级有甲乙两班，我在乙班，右派竟是甲班班长。我真是个书呆子，一年了，连兄弟班的班长，不但不认识，而且也不知道名字。发下来供批判的右派言论是一些水平不高、情绪低落的诗歌。因为我参加宣传工作，首先看到，但我怀疑了。凭这些东西就定为右派，那么，我以前也写过，难道我也是右派？

自从家庭成分定为地主之后，要与家庭划清界线，我就几乎不回家。当了学习部长后，还培养我入团，我有思想问题就向组织汇报，以后虽然未能入团，但已习惯于把组织当父母了。进大学后，离家更远，与家里再无任何联系。我们班上有党小组，她更是我的父母，向她汇报我的怀疑，并把我以前写的压在箱底的所有文稿，都拿出来交给了她。党小组收下了我的诗文，当时没说什么，第二天才回复说，现在还没有定这班长是右派，最后要由大家辩论决定。我说，现在大家一致批判他，没人敢说相反意见，不是已定了吗？回复说，可以提相反意见。我说，那么我充作他的辩护律师，如果我能辩赢，他不是右派，可以不冤枉一个好人，如果我辩不赢，他确是右派，我的思想问题也解决了，行不行？回复说，可以。

于是第二天大会上，我先发言，要做他的辩护人。实际上我不了解情况，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辩护的。在他一个人写交代时，会议领导让我去帮助他。当只有我们两人在一起时，他就问我什么事情该怎么说，什么事情该承认。我就觉得他不说实话，只想过关，态度不老实，因此声明，单就这一点，不愿做他的辩护人了。最后当然定他为右派，以后就到果园里劳动去了。不知过了几年，最后也毕业并分配了工作。

反右斗争之后，接着就是分批下放劳动锻炼。我确实觉得自己政治觉悟太低，别人都认为是右派的，我为什么会怀疑呢？所以迫切要求下放，结果也批准第一批戴着红花下去的。我们下放到陕北延川县劳动的小队有30多人，我和同班的另两人分到白家塬，这村庄只有十几户人家。住的是窑洞，塬上用水很困难，每天要花半天时间，赶着毛驴到沟底驮两桶水。所以我们都不洗脚，甚至不洗脸。我农村出身，能吃苦，劳动好，另两位虽然是北方甘肃人，好像还不如我。但他们有一位是党员，大概自认为是监督我改造的，在一些小事上与我过不去。我当时没意识到这点，闹了几次矛盾，有老师领导的队部曾出面调解，肯定了我的进步。

下放期间，搞了一次向党交心运动，为了与旧我决裂，要把自己说得愈臭愈好。我把自己说成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，实际上是误把追求做一个有贡献的科学家当成是野心家。大家说我交得深刻，成为积极分子。经过八个月劳动之后回到学校，又开展两个星期的反对坏人坏事运动，我也是积极分子。开始主要是揭发小偷小摸及生活作风问题，好像没有涉及政治。在最后一个星期六晚上，我起来上厕所，看到黑板报上的大标题竟是：“张时钊是什么人？”当然不让我细看，我也不会看，当夜思想就有准备，下一个是要批判我了。在政治上，我承认比别的同学差，虽然我已揭露了自己，但不能在被窝里割尾巴，为了自己的进步，应该让大家来批判、帮助自己。对我的批判只进行了一上午，我记录了大家的意见，表示接受改造，运动就结束了。但是两个礼拜的反坏运动，结果只对我一个人作了留校察看处分。

处分是对自己的有效鞭策，我真的是愉快的接受的。我认为已抛弃旧我，可以轻装上阵，更快地进步了。但后来感到同学们对我的态度异样：接下来是大练钢铁，不让我去。有个星期六，同学们或去跳舞，或看电影，本来我不会跳舞，没有好电影，寝室里常常是我一个人的。但是那晚有一些同学似乎在监视我，有位同学竟不客气的说我，今后要老老实实地改造。这使我专门找到公布处分的公告栏，要仔细看看处分决定。原来在对我的处分决定中，名字前冠有反动分子四字。反动就是反革命，是敌人，原来是把我当成敌人了。因此我要离开这个班级，我要逃。逃哪里去呢，我不知道。正好一次全班到西安参观什么地方，晚上我就逃离西安城，大概是向南走，应该可以进入秦岭。我只能循大路走。黑夜里，没有人。遇到一处有灯火的地方，原来是一些农民在煮稻谷。我知道南方水稻育秧时，要在野外热谷种，但不可能久煮，把种子烧熟了。我问他们，他们说，煮过的稻谷，出米率高，米不易碎。我后来也没有核实是不是真的如此，还是也在孵谷子。走了很久，仍是平地，看不见山。我最后只得原路返回，在西安街道上，碰巧碰到同学的队伍，当然被抓回。晚上，大家一起斗我，我没有反抗也没有一句话。经这次刺激，此后常常做恶梦，有时无梦也会半夜惊叫，即使十多年后，偶尔还会发生。

此后，我立即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在大学生活的最后两年里，几乎不与任何人说话，除了一位同学，每月要卖给他一些饭票时必须交谈外。有时候，一个人跑到学校北面的空地上，躺一段时间。研究光合作用，需要仪器设备，是不可能了，今后准备只钻数学和中医，因为这两样都不需要仪器设备，会中医还可在农村中维持生活。政治学习和小组讨论会，我原来是欢喜发言的，现在永不开口，而是拿出针灸针来，在自己身上练习针灸，没人批评也没人管。对同学们的一切活动都不闻不问，只对一次科技革新运动，才有点兴趣。有时下农村劳动，大概还算积极，曾表扬我，谁知表扬后我反而没有劲了。

最后，有一次学校的政法部门找我去。我一进门就说，你们现在不要找我了。我原来是把组织当父母的，有话跟父母说。但父母也可能会错怪孩子、错打孩子的。这时，如果孩子不是木头，他一定要逃离。我现在就是逃离父母的孩子。既然你们把我当作敌人，我也只得把你们当作敌人，我再也不会说一句真话。所以，你们再也不要找我了。说完，就出门离开了。